10月12日晚，《绿色中国》课程第三讲《生态文明：生态兴则文明兴》在三教智慧教室B203开讲。唐尚书老师指出，生态与文明的关系，就像大地的躯壳与灵魂，生态培育着文明，文明塑造着生态，世界能够存在没有文明的生态，但绝不存在没有生态的文明。他进而从中观和微观的历史角度入手，揭示了生态演进与文明变迁的深度互动关系。

回顾学术简史，追踪研究前沿

研究历史是为了认识历史，进而为认识现实和预知未来提供过往经验。唐尚书老师指出，所谓“生态史”或“环境史”，主要是研究人地关系。作为世界观，它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作为认识论，它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简言之，生态史研究就是要让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他从《地球超人》《后天》《狼图腾》《可可西里》《白狮奇缘》等经典影视作品入手进行分析，指出生态意识概念的产生缘起于客观世界所出现的生态环境危机。

唐尚书老师对环境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简要回顾，他首先从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及其代表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说起，就其所提出的地理-历史结构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与地理决定论的不同在于它强调地理、气候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极大限制作用，同时也承认人们（集体）塑造和利用环境的可能性。他对自然、环境与生态这一组概念的大众传播史进行了分析，认为20世纪60年代环境史学在美国的兴起既是出于社会现实的考量，也是历史学内部发展的需要。大致来说，西方环境史学的产生与欧美的生态学、人类学、地理学和考古学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同时也是在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和对工业文明前途的困惑中诞生的。

考索迷离世界，解读生态印记

关于生态与文明的内在关系，唐尚书老师首先对生态环境对文明的培育作用进行了分析。从地方风土人情来看，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以及司马迁《史记》中都有对不同地区民众习俗的描述，而这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性格很大程度上源自生态环境的差异。在艺术风格方面，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乐山大佛风格迥异，其原因在于西北干旱多风沙，所以壁画为主、兼有泥塑，而中原山多石头多，特别是西南水气潮湿，所以出现了大型摩崖石刻。这种生态环境影响艺术风格的现象在音乐、建筑等方面同样有明显的体现。

生态不仅培育着文明，文明也在塑造着生态。唐尚书老师从中外传说故事入手，审视文明如何对生态产生能动作用，并探寻了这些故事背后所蕴含的生态文化印记。他分析盘古开天与女娲补天的故事后指出，这些神话传说中蕴含着师法自然、尊崇自然的原生文化心态。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的故事反映了上古时期世界曾有大范围的洪水灾害，法厄同与后羿射日传说则是当时全球干旱炎热气候的共同记忆。唐尚书老师还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洋溢着人与万物和谐生存的哲学。他指出，文化中的传说故事和典章制度都表明，人地关系经过较长时期的磨合调适之后，在文明时期生态环境所造就的文化印记已经深入文明骨髓。

钩沉历史线索，探寻文明兴衰

唐尚书老师指出，生态与文明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呈现出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的正相关性，然后以楼兰为例进行了深入解读。楼兰，后名鄯善，张骞凿空开通西域后，楼兰同时臣服汉朝和匈奴。公元前77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安归，并将其亲附汉廷的弟弟尉屠耆更立为王，改国名鄯善，并将国都楼兰城从罗布泊河湖三角洲迁至南部绿洲的扞泥城。东汉以后，罗布泊地区成为中央政府在西域屯田的主要地区，楼兰也一度成为西域长史驻地。魏晋时期该地区与中原商贸联络不断，经济繁盛，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也反映了西晋末楼兰、精绝等地粟特人与中原贸易的情形。大约公元4世纪中后期，楼兰故城遭到废弃。

北魏至隋唐时期，罗布泊地区的鄯善城经历了从废弃到重建的过程，唐尚书老师着重分析了鄯善城重建背后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他指出，生产方式的改变是由鄯善居民结构的分化与重组而直接引发的，并且受到自然条件的深刻影响。汉晋时期楼兰城最终遭遇废弃也与长年大肆屯田，掠夺性开发和拦截水资源，造成区域自然生态严重破坏有关。北魏至隋唐时期，罗布泊地区从事农业屯田的人口大量减少，而新迁入的居民以游牧和商业贸易为主的生产方式减轻了人们对该地区土地和水源的压力，改善了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有利于区域内自然生态修复。

最后，唐尚书老师总结了传说神话、寓言故事以及历史案例中生态观的时代启示：人类适应、利用并改造生态环境的同时，若无限施压及破坏，最终带来的是人类毁灭。我们应该以史为鉴，珍惜当下，面向未来，牢牢树立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